日本的文化基础是汉文

点击:  添加时间:2021-02-14 12:17  发布人:和记娱乐 来源:和记h88
  

  谈起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汉学人士,似乎很难不谈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石川忠久先生。石川忠久虽然已是81岁高龄,但是矍铄,谈笑风生。在石川忠久的办公处——汤岛圣堂,我们与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。

  记者:石川先生是1955年在东京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吧?您是怎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的?那时候您的选择应该是少数派吧?

  石川忠久:在日本,人们把中国的古典称作汉文。在过去的中学里,汉文是必修科目,是学科。但是现在,汉文被放在了中学或高中的“国语”里了。

  我是进入中学时开始接触并喜欢上汉文的。现在想起来,祖父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祖父退休之后在家里每天都画水墨画,什么竹子啦,梅花啦,还时常把他写的汉诗拿给我看,让我发现了“这么有趣的东西”!弥漫在祖父房间里的书画墨汁的味道深深吸引了我。我和祖父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左右,那时还不到10岁,上小学2年级。

  到了中学我们开始学习汉文。记得那时的汉文老师是个很有趣的人,因为他不按教科书讲课,而是即兴发挥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十八史略》和唐诗等等,各种各样的内容让人眼花缭乱。由此我也越加喜欢汉文,成绩也越来越好。

  这时我开始尝试着写汉诗给老师看。老师看了说:“这是瞎写一通,写汉诗是有规律的,我没这个能力,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个好老师吧。”于是,我每周日都到那个老师家学习写汉诗。我开始迷恋上了汉诗,暗想:这就是我将来的道!那时我大约十五六岁。报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语文学专业。有一个比我大10岁左右的前辈,成立了一个“古典读书会”,我们读了清代戴震、段玉裁等人的书籍,由此开阔了视野。

  当时还没有留学的可能,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在日本居住的“老”学汉语,开始的时候,他日语不好,我汉语不行,我们便用笔谈的方式交流。每周一两次,了三年。我的汉语有了很大提高。

  到了1977年,我第一次有机会去了中国。待了一周左右的时候,站台里员的声音、上行人的对话就很自然地飘进了耳朵。“听懂啦!”这使我兴奋不已。如果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,我的汉语会达到一个新水平。遗憾的是,此后虽常去中国,但都是短时间的滞留,汉语会话始终没有提高。但是我可以正确地读汉诗了,这是我的最大收获。

  石川忠久:汉语训读法是公元世纪在日本确立的,即在汉文字上注训点,按日语的文法读汉文。正因为有了训读法,即便在遣唐使被废止后,日本人也没有在阅读汉籍上产生困难。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发明。即使在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的情况下,学者们虽然不会汉语,也照样能够地作汉诗,研究和阅读汉文。当然也有人主张直接用汉语读中国古典,我在东大时的主任教授就持这种观点。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者,他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学问必须从汉语开始,训读不能解决问题。这姑且可以说是一种观点,但为此要抛弃训读,我认为是十分错误的。汉文训读是前辈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摸索出来的一个重大发明,基于这个发明,中国的古籍稍加标示,就能像日语的文章一样阅读了。

  目前训读在学校里已经渐渐不用了,因为在国语里汉文只占少部分,授课的老师也因为水平不高而无法教好学生。我现在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为此而做的,即为了提高年轻教师的汉文水平,组织讲习会。我不希望这样伟大的发明轻易失传。

  我并不否认学习汉语,学汉语是必要的。读汉诗的时候,比起训读法,用汉语朗读会体会到汉诗的韵律,但是研究学问则不一定必须要会汉语。这个结论的证明就是江户时代的文人。江户时代由于锁国政策,不可能从中国请来教师教授汉语,但是人们没有感到阅读的困难。所以说,不懂训读,就不懂江户时代。

  石川忠久:从历史上看,我认为构成日本文化基础的是汉文。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即使是近现代时期也是如此。比如夏目漱石。夏目漱石的文学是日本人重要的文化遗产,是个宝库。如果我们要鉴赏夏目漱石的文学,就必须面对构成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础。不止夏目漱石一人的文学基础是由汉文构筑的。所以,离开了汉文就无法谈论日本文化。

  刚才列举了夏目漱石作为,实际上,汉文是江户时代所有文化人的基础。比如我们要研究松尾芭蕉,就必须要研究他深厚的汉文。因此,学习汉文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基础。我们要争取像以前一样,将汉文作为的学科,有一定的学时,一定的分量,有充实的内容,不能虚于应付。

  石川忠久:这个学会的前身是“大学汉文教育研究会”,成立于1983年。我接任会长后,于1984改名为“全国汉文教育研究会”。就是说,它是由全国的大学、高中和中学里与教授汉文有关的教师组成,现在的会员有1000多人。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,今年预定在福冈大学召开。每年出版两期《新汉字汉文教育》会刊。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,也许我说它好,有点自吹之嫌。此外,我们还经常召开会、讲习会等,开展汉文教育启蒙活动。

  石川忠久:我1984年参加“唐诗研究大会”,1997年、2000年参加庐山的“陶渊明研究会”,2006年参加的“日中六朝学会”等,在这些会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记忆。我已经上了年纪,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中国。我希望,中国能够传承好的传统文化,年轻人要亲近传统文化,热爱传统文化。这样一来,中日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通的文化。因此,我希望中国的教育也重视传统文化。

  我最初去中国的时候,对方为我举行了一场诗会,在现场拿出一张很大的纸,双方都在作诗。但是,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。1980年我去中国的时候,时而还有人做这样的事情,一起作诗,然后装裱起来。遗憾的是中国在变化,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

  日本学人一直保留着写汉诗的传统,比如夏目漱石呀,森欧外呀,都创作有大量的汉诗。因此,我们绝不能放弃汉诗创作,并期待中日都能将它传承下去。(本报特约记者 张仕英 何明星)

  石川忠久:1942年4月9日出生,195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,1990年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,现退休。主要著作有:《汉诗的世界——用心体味》(1975年)、《陶渊明与他的时代》(1994年)、《汉魏六朝的诗》(2009年)、《汉诗鉴赏事典》(2009年)等近20部。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,在日本NHK主讲“汉诗系列”,在日本全国影响甚大。还担任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、六朝文学学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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